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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宫晓卫
王士禛的诗歌理论以“神韵说”为中心。他说:“神韵二字,予向论诗,首为学人拈出。”(《池北偶谈》卷十八)明确揭示了个人的标举。
在前文中已说过,王士禛将“神韵”正式提出,是以在扬州第二年所编《神韵集》为标志的。这部编给晚辈学诗用的诗选,是“摘取唐律绝句”(《自撰年谱》),并特以“神韵”二字名集。如果联想到当时的诗坛风气,其意义不就单单在于为晚辈学习唐诗领悟其“神韵”而提供范本了。我们在第一节里提到的笼罩清初诗坛的崇尚宋诗的风气,其中心,实际上即在扬州到苏州这东南一带。这里居住着当时的文坛领袖虞山钱谦益,他论诗反对明七子的复古,鄙视公安派的浅薄,诋斥竟陵派的“鬼趣”,反拟古,倡真情,不拘于唐,兼顾于宋。在明代宋诗不被重视的时期,他的主张大大提高了宋诗的地位,对清初的“竞尚宋元”有很大的影响。对此,前人已多有评述,如乔亿说:
明诗屡变,咸宗六代、三唐,固多伪体,亦有正声。自钱受之力诋弘、正诸公,始缵宋人余绪,诸诗老继之,皆名唐而实宋。此风气一大变也。(《剑溪说诗》卷下。弘、正,指明代弘治、正德两朝。诸公,指前七子)
朱庭珍说:
钱牧斋厌前后七子优孟衣冠之习,诋为伪体,奉韩、苏为标准,当时风尚,为之一变。
(《筱园诗话》卷二。韩、苏,指韩愈、苏轼)
他们二人都指出在向崇尚宋诗的转变中,钱谦益的作用。在苏州一带,又有汪琬和他周围的一批崇宋诗人,他们虽然与明七子的标榜不同,实质上却是殊途同归,走上了对前人的规摹仿像之路。对这种风气的弥漫,王士禛身处其境深有感触,几乎是在编《神韵集》的同时,即流露过自己的不满:“代之升降不同,遇之感兴又异,乃又欲取古人偶然之言,规摹而仿像之,何其不智也!”(《阮亭诗选·自序》)《神韵集》正是在这种情形下问世的,它倡导的唐诗之神韵,或许王士禛在主观上已具有对时风纠偏的认识。
在《神韵集》问世不久,王士禛又在为丙申年所作诗写的自序里坦率地阐述了个人的诗歌思想,他认为诗要作到四点:一要典,二要远,三要谐音律,四要丽以则。他的学生张九征读过此序,在给王士禛的信里表示了这样的理解:“自题丙申一篇,全身写照,睥睨嫺人。公安滑稽而不典;弇州工丽而不远;竟陵取材时文,竞新方语,既寒以瘦,且俗而轻,何有谐声丽则乎?”(见周亮工《尺牍新钞》卷四。“公安”指明代袁宏道兄弟代表的公安派;“弇州”是王世贞的号,明后七子首领之一;竟陵是明代的钟惺、谭元春代表的竟陵派)可见这四条标准的提出,也是具有对诗风纠偏补弊的针对性的。此后,他作《论诗绝句》三十首,继而又“越唐事宋”,突破唐诗的界限而无所偏废,持论广大,见解独到,同样含有补救诗坛偏弊的意蕴。既对自己的诗歌思想有所调整和修补,又能为转移风气提出纠偏主张,这是王士禛诗论发展的一个特点。
《神韵集》今已不传,后人无法从中窥见王士禛在初倡“神韵”一说时的基本内涵。但“神韵”的提法其实不是王士禛的发明,在他之前,人们评画论诗已经涉及到“神韵”二字。王士禛是承袭、借鉴了前人的思想形成自己的“神韵”诗论的。可以这么说,将“神韵”倡导为一种诗歌理论,并以此来指导创作,是从王士禛开始。对此,翁方纲曾经指出过:
诗人以神韵为心得之秘,此义非自渔洋始也。是乃自古诗家要妙处,古人不言而渔洋始明著也。(《神韵论》下)
不过,尽管众所周知曾风靡清初诗坛数十年的“神韵说”是由王士禛所倡导,王士禛本人却没有拿出一部类似同时代人叶燮的《原诗》那样的理论专著阐述自己的诗歌思想,他甚至从来就没有对“神韵”二字下过定义,或专门阐释过。王士禛的诗歌理论,乃是由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的“点到为止”这种点悟式的形式构成的。他的《渔洋诗话》,仅仅是一部拼凑了一些论诗和闲谈诗坛琐事的杂缀,既不成系统,也远远不能包容他诗论的全部内容。只有将他散觃所作序跋、笔记杂著中的论诗言语以及他和学生的谈诗的谈诗语录、他的论诗诗等等汇总起来,方能得见他的论诗全貌。如郎廷槐《师友诗传录》、刘大勤《师友诗传续录》、何世璂《燃灯记闻》等。清乾隆年间,张宗柟纂集王士禛各种著作中的论诗之语,成《带经堂诗话》三十卷。其条分缕析,分门别类,宁滥勿缺,几乎可视之为王士禛的诗论大全。
综观王士禛的论诗言论,涉及面极广,内容十分繁富。而总其要,则大致可归纳为这几个方面,即为学习把握前人诗之神韵的“妙悟”;创作实践中的“兴会”;艺术风格上追求的意内言外、朦胧清远、含蓄蕴籍。它们构成了王士禛“神韵”诗论的主体。
王士禛十分重视从前人诗作,尤其是唐代诗歌中汲取营养。关于如何学习前人诗,他说:“善学古人者学其神理,不善学者学其衣冠、语言、涕唾而已。”他举学习楚词为例:“今必历楚地,写楚物,强效楚语以拟楚声,夫而后得谓之楚词,庸有是乎?”(蚕尾文·晴川集序》)这样的学习法,不过是效颦式的机械摹仿,它或许能达到形式上的近似,却丢失了最重要的东西——楚词的气韵精神,是谓得其貌而遗其神。于是他针对诗坛上存在的形式摹拟状况发出感慨:“叹世之论诗者,舍其神明意思所在,而顾规摹仿像之为也。”(《阮亭诗选·自序》)后来他编《唐贤三昧集》,继《神韵集》之后,再一次强调要体味诗中“三昧”,引导人们不要只在形式上着眼。他的学生王立极对此有一段解释:
大要得其神而遗其形,留其韵而忘其迹,非声色臭味之可寻,语言文字之可求也。(《唐贤三昧集·后序》)
提倡学习前人诗要学其“神”,把握其“神明意思”,在神似和传神写意上作文章,而不是拘泥于对字句形式的生吞活剥,在人们业已厌倦了明代前后七子对唐诗的机械模拟,和诗坛上诸如宋诗派的强分畛域,取道狭隘,所谓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语录史论,皆可成篇”,发泄无余,“滞而不灵,直而好尽”(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唐贤三昧集》条),弊端已露之时,他的见解尤显得别开生面、有指点迷津之效而为人们乐于接受。当他以选诗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主张时,宋荦作了如是评说:
近日王阮亭《十种唐诗选》与《唐贤三昧集》,原本司空表圣、严沧浪绪论,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妙在酸咸之外”者,以此力挽尊宋祧唐之习,良于风雅有裨。(《漫堂说诗》)
宋荦的话明确指出了王士禛理论倡导在纠正“尊宋祧唐”诗风中的积极作用。
但是,无论是“神”、“神明意思”,抑或是“三昧”,毕竟是极为抽象的概念,即便有了选本例举,也有个如何体味把握的问题。王士禛说:
越处女与句践论剑术曰:“妾非受于人也,而忽自有之。”司马相如答盛览论赋曰:“赋家之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诗家妙谛,无过此数语。(《香祖笔记》卷七)
即是说,诗中之“神”,不能靠别人的指授得到,而须凭个人的悟性去心领神会。这种依靠感悟自然得之的方法,受严羽“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妙悟”(《沧浪诗话》)的启示,王士禛采纳了“妙悟”一说。他说:“严沧浪诗话,借禅喻诗,归于妙悟,如谓盛唐诸家诗,如镜中之花、水中之月,镜中之象;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乃不易之论。”(《池北偶谈》卷十七)这种“妙悟”,大抵是不著色相,只能神会,难以言传的。既然是说不出、不可说,也就只有靠选诗来委婉示意了。
对前人诗的借镜和品味他人诗中之神是以“妙悟”自然得之,不以力求,这与王士禛在创作实践上提倡的“兴会”一说又是一致的。王士禛认为:
夫诗之道,有根柢焉,有兴会焉,二者率不可得兼。镜中之象,水中之月,相中之色,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此兴会也。本之风雅,以导其源;溯之楚《骚》、汉魏乐府诗,以达其流;博之九经、三史、诸子,以穷其变,此根柢也。根柢源于学问,兴会发于性情,戬于斯二者兼之,又斡以风骨,润以丹青,谐以金石,故能衔华佩实,大放厥词,自名一家。(《渔洋文集·突星阁诗集序》)
联系到前述王士禛的诗歌创作道路,他的确为增强学问根柢下过苦功,同时他还特意教导自己的学生:“为诗要多读书以养其气,多历名山大川以扩其眼界,宜多亲名师宜友以充其识见。”(见何世璂《燃灯记闻》)他之所以对此身体力行,是因为学问不仅是“衔华佩实,大放厥词”的必备条件,也是能够悟得他人诗中“神韵”的客观基础。事实上,具备坚实的学问根柢,乃是清代诗人所共同追求的,“兴会”才是王士禛独具特色的创作境界。文中对“兴会”的解释,与前面对“妙悟”的阐发并无二致。所以,“妙悟”又可视为触景生情、诗兴萌发的一种境界。因“妙悟”而“兴会”,表现在具体创作上,就是王士禛一再倡言的伫兴而就,不以力构。在前文中说过,王士禛自称平生服膺两句话,除了前述萧子显的“登高极目,临水送归,蚤雁初莺,花开花落,有来斯应,每不能已,须其自来,不以力构”一句外,另一句是王士源序孟浩然诗所说的“每有制作,伫兴而就”(《渔洋诗话》)。这就是说,诗是由诗情冲动时的自然抒发,非为勉强而作。发乎性情,自然得之。他谈到自己“平生为诗,不喜次韵,不喜集句,不喜数叠前韵”(《香祖笔记》卷八),即是因为这些形式都不是缘于性情的自然萌发,而是着力构思的缘故。与之相近的还可举他在《香祖笔记》中所说的:“南城陈伯玑允衡善论诗,昔在广陵评予诗,譬之昔人云‘偶然欲书’,此语最得诗文三昧。今人连篇累牍,牵率应酬,皆非偶然欲书者也。坡翁称钱唐程奕笔云:‘使人作字,不知有笔。’此语亦有妙理。”(《香祖笔记》卷九)以及“当笔忘手,手忘心,乃可。此道人语,亦吾辈作诗文要诀”(《带经堂诗话》卷三),等等。类似的说法不胜列举,其意均在于情动于衷,凭兴会神到而不以力求。
由“兴会”而偶然得之的诗,所达到的境界,即是王士禛极推重的司空图《诗品》中的“自然”一品:
昔司空表圣《诗品》,有谓“冲澹”者,曰“遇之匪深,即之愈稀”;有谓“自然”者,曰“俯拾即是,不取诸邻”;有谓“清奇”者,曰“神出古异,澹不可收”。是三者,品之最上。(《蚕尾文·鬲津堂诗集序》)
崇尚创作时的因景生情,灵感骤至,笔墨天成,不假造作,所谓俯拾即是,本不期然而适然得之,是王士禛“神韵”诗论的主要内容之一。由这种境界写出的诗,是必须“妙悟”方可得其神的。王士禛曾这样谈王维诗:
世谓王右丞画雪中芭蕉,其诗亦然。如:“九江枫树几回青,一片扬州五湖白。”下连用兰陵镇、富春郭、石头城诸地名,皆寥远不相属。大抵古人诗画,只取兴会神到,若刻舟缘木求之,失其旨矣。(《池北偶谈》卷十八)
与“刻舟缘木”相反的方法,惟有“妙悟”,
对于诗的艺术风格,王士禛继承了唐司空图的学说,称“表圣论诗,有二十四品,予最喜‘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八字。”(见《香祖笔记》卷八,原文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含蓄”一品)他早在扬州撰《论诗绝句》中就表示过同样的认识。诗云:
五字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使人思。定知妙不关文字,已是千秋幼妇辞。
王士禛曾表白过:“余于古人论诗,最喜钟崂《诗品》,严羽《诗话》,徐祯卿《谈艺录》。”(《渔洋诗话》)“清晨登陇首”就是钟崂《诗品》中的一句。诗中明确地认为不关文字、意在言外者即是能流传千秋的绝妙好辞。后来他又以画论诗,阐述个中道理:“《史记》如郭忠恕画天外数峰,略有笔墨,然而使人见而心服者,在笔墨之外也。”(《带经堂诗话》卷三)认为以此可悟得诗家三昧。王士禛说过:
“昔人称王右丞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与画二者虽不相谋,而其致一也。”(《蚕尾续文·跋门人程友声近诗卷后》)
所以画境的“意在笔墨之外”同样适用于诗文之道。与这种观念相同的,还有司空图的“味在酸咸外”和严羽的“不落言筌,不涉理路”等等说法,它们也是王士禛论诗时常常借用的比喻。所有这些说法,简言之,也就是含蓄。即为以简洁的笔墨,包含着丰富的意蕴,使作品表现为一唱三叹、含蓄蕴籍的风格,给人以想象的余地和寻味不尽的感受,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正是基于这样的审美意识,他以为“唐诗主情,故多蕴籍;宋诗主气,故多径露”(见《师友诗传续录》);唐诗中“毋论李供奉、王龙标暨开元天宝诸名家,即大历、贞元间如李君虞、韩君平诸人,蕴籍含蓄,意在言外,殆不易及”(李供奉即李白,王龙标即王昌龄,李君赋即李益,韩君平即韩翃)。王士禛对唐诗的推崇是自始至终的,中年的“入宋”一说,并不是对唐诗的舍弃。
诗要含蓄蕴籍,在创作技巧上的一个重要手段是用典,用典故自身的内蕴,使诗歌以最少的遣词达到最饱满的内含。在王士禛屡屡借严羽的话来表述自己的诗歌思想时,也已包括了对用典的关注。对此,朱庭珍有一段阐述:“严沧浪谓用典使事之妙,如镜中之花,水中之月,可以神会,不可言传。又谓如著盐水中,但辨其味,不见其形。所喻之妙,深得诗家三昧。”(《筱园诗话》卷一)对此,王士禛可谓深谙此道,他长于在诗中用典,而且大都能运古语若己出,无斧凿之痕,如《秋柳诗》、《再过露筋祠》等等。但当他后来的创作有时刻意雕饰,为秀美典雅而用典,背离了伫兴而就、自然天成之路时,也曾招惹了人们的种种讥讽。如说他“诗中必用典,情不真”(袁枚《随园诗话》卷三)等。其中沈德潜的评价较有代表性:
渔洋獭祭之工太多,反为书卷所掩,故尔雅有余,而莽苍之气、遒劲之力往往不及古人。(《清诗别裁》卷四)
因刻意用典而使作品面貌与自己理论上推崇的自然天成产生某些不谐调,对王士禛来说,不能不说是遗憾的。
同样属于含蓄蕴籍这个范畴的,是他对诗歌意境的朦胧清远的提倡。诚然,所谓朦胧,亦可指意蕴而言。当诗人于兴会神到之时,任凭意绪的跳跃而连缀成篇,从而构成难以言实的意境,王士禛的许多诗在这方面具有明显的特征,《秋柳诗》可称为代表。王士禛在谈意境的朦胧时,常以国画技法予以启示,他说:“予尝观荆浩论山水而悟诗家三昧矣。其言曰:‘远人无目,远水无波,远山无皴。’”(〈带经堂诗话〉卷三)他视作诗如作画,即拉开空间距离,从而使自然景物在不真切、不清晰中透出自然朦胧之美,这是一种注重主观感受而淡化具体景物的方法。王士禛的一些山水诗就是极好的印证。他诗中那登高送目的远景描摹、雨雾江行的迷蒙景观,总让人联想到中国山水画,也就无怪乎他的不少诗被人取作图画了。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画法和画境,主要是指国画中历史上所分的南北宗画里的南宗画,这一流派在画论上主张写意、淡远的倾向,是王士禛深契于心并受其影响的。鉴于此,王士禛的题画诗也写得很好,它们往往抓住画上传神的几点,寥寥数笔即再现画面意境。如《樊圻画》:
芦获无花秋水长,淡云微雨似潇湘。雁声摇落孤舟远,何处青山是岳阳。
萧疏淡远,韵致悠长,画意宛然。它们既是画中诗,也是如画的诗。王士禛虽然不作画,但其“诗中有画”的造诣是可直追古人的。
王士禛提出的“清远”与“神韵”密切相关,他在《池北偶谈》卷十八中说:
汾阳孔文谷天胤云:“诗以达性,然须清远为尚。”薛西原论诗,独取谢康乐、王摩洁、孟浩然、韦应物,言:“‘白云抱幽石,绿筿湄清涟’,清也;‘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远也;‘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章;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清远兼之也。总其妙在神韵矣。”神韵二字,予向论诗,首为学人拈出,不知先见于此。
从文中所引诗例,可见“清远”是从山水中得之的,它包含了王士禛认为品之最高的“三品”中冲澹、清奇二品的特征。这种风格,以山水田园诗最易表现。
王士禛举唐诗的“蕴籍含蓄,意在言外”,本特指绝句而言,而朦胧冲淡、清远飘逸的意境亦不易从长于运气蓄势、浓墨重彩的长篇大制中求得。王士禛之擅长绝句,恰恰是其理论与实践的印合。
妙悟兴会,含蓄蕴籍,冲淡清远,构成了王士禛“神韵”诗论的基本内容,直接反映于他的创作,其诗作给人以这样的基本印象:翁方纲称:“先生于唐贤独推右丞、少伯(王维与王昌龄)以下诸家,得三昧之旨,盖专以冲和淡远为主,不欲以雄鸷奥博为宗。”(《七言诗三昧举偶》)赵翼说:“专以神韵胜,但可作绝句,而元微之所谓‘铺陈终始,排比声韵,豪迈律切’者,往往见绌,终不足以八面受敌为大家也。”(《瓯北诗话》)他们都注意到“神韵”说的倾向性和其自身艺术风格的局限。但事实上王士禛并不排斥雄浑豪放一格,他在《芝廛集序》中肯定了诗在“古澹闲远”之外亦应“沈著痛快”,而且明确指出“擅神韵则乏豪健”,看到了“神韵”的片面性。它们也是王士禛诗歌理论的组成部分。况且王士禛也的确作过一些高古浑朴、豪放雄健之作,尽管它们不是王士禛的审美重心所在,且不能代表其创作风格的主体。
王士禛之所以取“神韵”标举个人的诗论,是诸多因素促成的。这在前文中已有所涉及,这里再简单谈两点,即人个习性的偏好和禅风的影响。“神”、“韵”原本是指人的气韵风度,《宋书·王敬弘传》:“敬弘神韵冲简,识宇标峻。”更早多见于《世说新语》中对魏晋时代那些不拘礼法、超乎尘欲、清雅飘逸或放浪形骸的精神风貌、神情风姿的评价,只是分称为“神”“韵”或说“气韵”等等。这种崇尚老庄、淡泊处世的风度颇为王士禛景仰,生活中常有类似魏晋名士的举动。他非山野村夫,却喜“身著长衫头戴笠”(见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三十四),而且他号阮亭,也是出于对阮籍的倾慕,在《徐五兄自号嵇庵》诗中写道:“我慕阮步兵,君学嵇中散。……我本澹荡人,早岁颇任诞。”即透露了这方面的心迹。(徐五兄,即徐夜,初名元善,因倾慕嵇康,更名夜,字嵇庵。嵇康,字叔夜。徐夜在《答阮亭见赠嵇诗》中写道:“醉心步兵厨,乃有阮亭字。”)王士禛称赏“诗以言志”,“肖其为人”(《蚕尾文·梅厓诗意序》),生活中对某种气韵的追求,自然会反映在其思想理论及文学创作中,或者说在生活中表现出的个性,到创作和审美倡导上则为个性所表现的风神态度。
至于禅风的影响也很明显。禅宗的随缘赴感,即境示人,就眼前风物点出睛光,颇适合士大夫吟风弄月的情趣,本易在封建士大夫圈子里找到市场。其“以我观物,物物皆著我之色彩”与王士禛的山水嗜好恰相吻合。王士禛诗中有句道:“静坐岩户间,纷纭观物情。观物即观我,忘机自沉冥。”(《冬日偶然作》)正是对禅机的把悟。受禅风的影响和启示,王士禛格外喜欢以禅喻诗。他说:“严沧浪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蚕尾续文·画溪西堂诗序》)“舍筏登岸,禅家以为悟境,诗家以为化境,诗禅一致,等无差别。”(《香祖笔记》卷八)在谈到他的《唐贤三昧集》时,又特别点出:
严仪卿所谓“如镜中花,如水中月,如水中盐味,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皆以禅理喻诗,内典所云“不即不离,不粘不脱”,曹洞宗所云“参活句”是也。熟看拙选《唐贤三昧集》,自知足矣。(《诗友诗传续录》)
他不仅说王维、孟浩然诗“皆可语禅”,“王维是佛语,孟浩然是菩萨语”,甚至说自己少年时代摹仿过的那部《辋川集》是“字字入禅”(《诗友诗传续录》),对于像李白、常健、刘眘虚等唐代诗人的写景诗,也同样以为是“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蚕尾续文·画溪西堂诗序》)清人姚莹在《论诗绝句》中所谓“海内谈诗王阮亭,拈花妙谛入空冥”,多半是从王士禛好以禅谈诗、流入玄虚而发。
综上所述,“神韵说”所表现的审美倾向规定了它只是一种有限度的标举,它并不能包容诗歌艺术的方方面面。在王士禛之后,有人把“神韵说”雄举为包罗万象的诗歌理论,是不切实际的。另外,“神韵说”注重诗人气质和诗歌自身含蓄隽永、自然超妙之韵味,它尤适合于流连山水、点染风景时闲情逸志的抒发,而不甚注重诗与社会、诗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客观上引导人们怡情于大自然的山光水色,避开对现实政治的触及和纷争,它既符合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士大夫知识分子的处世心态和艺术创作要求,也适应了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因而能为天下响应,盛行一时,但也因此暴露出它在创作内容上不能切近社会现实的局限。《四库总目提要》说他“以清新俊逸之才,范山模水,批风抹月”,“不究兴观群怨之原,故光景流连,变而为虚响”(《分别见〈四库总目提要〉卷一七三《精华录》条和卷一九《御选唐宋诗醇》条),这个批评是中肯的。
郭绍虞论王渔洋
——摘自《中国文学批评史》六八《从王夫之到王士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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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次,再讲王士禛。士禛,后易名士祯,字贻上,号阮亭,自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
渔洋之诗,就以前讲,自是一代正宗。在当时,正值大家都厌王、李肤廓,锺、谭纤仄之后,渔洋独以大雅之才标举神韵,扬扢风雅,而声望又足以奔走天下,文坛主盟,当然非渔洋莫属。可是渔洋之诗,与其诗论,虽亦耸动一时,而身后诋娸亦颇不少,生前劲敌遇一秋谷,身后评骘又遇一随园,于是神韵一派在乾嘉以后,便不闻继响。
大抵渔洋之失,即在标举神韵。标举神韵即立一门庭,门庭一立,趋附者固然来了,而攻击者也有一目标。这还是小问题。最重要的,乃在立了门庭之后,趋附者与攻击者都生了误会,误会一生,流弊斯起。所以我以前说过,由这一点言,王船山就比王渔洋为聪明。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先引一篇比较长一些的文字。这即是杨绳武《资政大夫经筵讲官刑部尚书王公神道碑铭》。
公之诗既为天下所宗,天下人人能道之,然而公之诗非一世之诗,公之功非一世之功也。公之诗笼盖百家,囊括千载,自汉魏六朝以及唐、宋、元、明人,无不有咀其精华,探其堂奥,而尤浸淫于陶、孟、王、韦诸公,有以得其象外之音,意外之神,不雕饰而工,不锤铸而炼,极沈郁排奡之气,而弥近自然,尽镵刻绚烂之奇,而不由人力。尝推本司空表圣味在酸咸之外,及严沧浪以禅喻诗之旨,而益伸其说,盖自来论诗者或尚风格,或矜才调,或崇法律,而人则独标神韵,神韵得而风格、才调、法律三者悉举诸此矣。……公于书无所不窥,于学无所不贵。……而或者但执诗以求公之诗,又或执一家之诗以求公诗,其亦终不足以语于知公也明矣。(《清文录》五十五)
在此文中,固然不免充满了揄扬的气分,然而却说明了两点:(一)执一家之诗以论渔洋之诗为不得要领;(二)执一端之诗以论渔洋之诗论也为不得要领,因为“神韵得而风格、才调、法律三者悉举诸此矣”。神韵中有风格,有才调,有法律,这是向来论神韵者所不曾提到的一点。
我们假使再欲证实此说,则有王渔洋自己所说的言论在。俞兆晟《渔洋诗话序》中曾有一节记载,说他晚居长安,位益尊,诗益老,每勤勤恳恳以教后学,时于酒酣烛灺,兴至神王,从容述说下边的话:
吾老矣,还念生平论诗凡屡变,而交游中亦如日之随影,忽不至于转移也。少年初筮仕,惟务博综该洽,以求兼长,文章江左,烟月扬州,人海花场,比肩接迹,入吾室者俱操唐音,韵胜于才,推为祭酒,然亦空存昔梦,何堪涉想。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良由物情厌故,笔意喜生,耳目为之顿新,心思于焉避熟。明知长庆以后已有滥觞,而淳熙以前俱奉为正的,当其燕市逢人,征途揖客,争相提倡,远近翕然宗之。既而清利流为空疏,新灵浸以佶屈,顾瞻世道,惄然心忧,于是以大音希声,药淫哇锢习,《唐贤三昧》之选,所谓乃造平淡时也。然而境亦从兹老矣。
则可知神韵之说到晚年始成为定论。考渔洋选《三昧集》在康熙二十七年,时渔洋已五十五岁。按俞氏序中所言,渔洋诗格与其论诗主张凡经三变,早年宗唐,中年主宋,晚年复归于唐,这是论渔洋诗与其诗论者,不可不注意之点。此点在渔洋生前,已经引起了争论。汪季甪与徐健庵二人对于渔洋的认识,便不相一致。当在一个文酒之会,徐健庵称新城之诗度越有唐,而季甪却说:“诗不必学唐;吾师之论诗未尝不兼取宋元。譬之饮食,唐人诗犹粱肉也,若欲尝山海之珍错,非讨论眉山、山谷、剑南之遗篇,不足以适志快意。吾师之弟子多矣,凡经指授,斐然成章,不名一格。吾师之学无所不该,奈何以唐人比拟!”而健庵则龂龂置辨,以为渔洋诗惟七言古颇类韩苏,自余各体体制风格未尝废唐人绳尺。这段争论,直到后来季甪卒后,徐氏为渔洋《十种唐诗选书后》,犹且旧事重提,以伸渔洋宗唐之说。所以一般人以神韵之说,与才调无关,此种误会,原不起于后世。
尤其应该注意的,他们争论之焦点,还在对于唐诗之认识。渔洋之标举神韵,一见于其所选《神韵集》。渔洋在扬州,尝选《唐律绝句五七言》若干卷授其子启涑兄弟读之,名曰《神韵集》。时在顺治十八,渔洋仅二十八岁。可知渔洋标举神韵并不是晚年之说。又一,见于其所撰《池北偶谈》。书中曾引汾阳孔文谷说,论诗以清远为尚,而其妙则在神韵。(见卷十八)《池北偶谈》之成书,在康熙二十八年,时渔洋已五十六岁,此在他选《唐贤三昧集》之后。若参以俞兆晟《渔洋诗话序》所言,则此言神韵,实可视为晚年定论。早年晚年并标举神韵,同时也并宗唐诗,可惜我们现在不曾见到《神韵集》,假使能得到此种选本,以与《唐贤三昧集》相比较,那么渔洋所谓神韵之说,更容易彻底了解。徐汪之争,在康熙二十二年,时《唐贤三昧集》与《十种唐诗》均未选定,所以我以为他们争论之点,还在对于唐诗之认识。徐氏《十种唐诗选书后》一文中又说过:“季甪但知有明前后七子剽窃盛唐,为后来士大夫讪笑,尝欲尽祧去开元大历以前,尊少陵为祖,而昌黎眉山剑南以次昭穆。先生亦曾首肯其言,季甪信谓固然,不寻诗之源流正变,以合乎《国风》《雅》《颂》之遗意,仅取一时之快意,欲以雄词震荡一时,且谓吾师之教其门人者如是。”这一点,实是他们争论的焦点。季甪之不欲宗唐,即因避免前后七子的习气,所以一般人以神韵之说与法律无关,此种误会原亦不起于后世。
论述到此,我们对于渔洋神韵之说,应当分别看出他所以标举神韵之动机。其一,是由于格调说的影响,早年之标举神韵,恐即起因于此。其二,是对于宋诗流弊的纠正,即所谓“清利流为空疏,新灵浸以佶屈”,于是“以大音希声药淫哇锢习”,晚年之标举神韵,则又起因于此。此二种动机不同,于是所谓神韵也者,即使是同一意义,也不能不异其作用。后人只见到他晚年定论,所以一说到神韵,便与盛唐王孟之诗相联系,而似乎觉得与才调格律等等全无关系了。我们假使不看到他们弟子中如俞兆晟、汪懋麟(季甪)诸人的话,恐怕谁也不会相信渔洋于诗也曾兼事两宋。知道他诗非一家之诗,然后知道他的诗论也非一端之说。后人只以神韵为王孟家数的理论,而且以此为渔洋诗论之中心,赞成者主是,反对者诋是,纷纷纭纭,何从更见渔洋诗论之真。所以我说这是建立门庭以后最易引起的误会。
渔洋生在书香门第,家学渊源,自有其传统的习惯。在当时,前后七子之绪论,成为众矢之的,公安派攻击他,竟陵派也压迫他,最后钱牧斋复以东南文坛主盟的资格,加以诋娸,李、何、李、王的气焰,至是可谓声销灰烬。我们假使在此时而欲求其遗风余韵,恐怕只有李攀龙的故乡而又是世家如渔洋的十七叔祖季木其人者,为最足以代表了。而渔洋于诗便是深受八叔祖伯石,十七叔祖季木的启迪。所以钱牧斋在《王贻上诗集序》中便这样说:“季木殁三十余年,从孙贻上复以诗名鹊起,闽人林古度论次其集,推季木为先河,谓家学门风渊源有自,新城之坛墠大振于声销灰烬之余,而竟陵之光焰熸矣。”(《有学集》十七)正因渔洋之诗有此渊源关系,所以牧斋赠诗,有“瓦釜正雷鸣,君其信所操,勿以独角麟,媲彼万牛毛”之句,(《有学集》十一,《古诗赠新城王贻上》)而于序中犹且一再提到以前规劝季木的话。
渔洋之诗既出季木,那么可以又能邀牧斋的赏识呢?则以才情激发,渔洋原有自得之处。渔洋对于牧斋批评季木之语,谓:“季木如西域婆罗门教,邪师外道,自立门庭,终难皈依正法。”(见《列朝诗集小传》丁下)也未尝不以此言为确。盖季木之诗真有些象文太清的赠诗所谓“空同尔独师”者,(见钱谦益《王贻上诗集序引》)所以即在渔洋也以为《问山亭》前后集中有无芜杂可汰,而渔洋则于前七子之中,所取乃在边徐二家。边贡字廷实,历城人,是济南诗派的首创者;徐祯卿字昌穀,一字昌国,吴人,二人与李、何又称弘正四杰。渔洋论诗不宗李何,而推边徐,此中消息值得注意。何良俊《丛说》谓:“世人独推何、李为当代第一,余以为空同关中人,气稍过劲,未免失之怒张,大复之俊节亮语,出于天性,亦难到;但工于言句,而乏意外之趣。独边华泉兴象飘逸,而语尤清圆,故当共推此人。”此语大可玩味。渔洋推尊边氏之故,恐怕也在兴象飘逸,语尤清圆上面。姑且退一步说,渔洋之选刻《华泉集》,是为乡国文献的关系,那么,看他再选刻徐祯卿的《迪功集》。他把徐氏《迪功集》,与稍后高叔嗣的《苏门集》合刻,称为《二家诗选》。在其序中引王弇州兄弟的话,谓
“弇州诗评谓昌穀如白云自流,山泉泠然,残雪在地,掩映新月,子业如高山鼓琴,沈思忽往,木叶尽脱,石气自青。谈艺家迄今奉为笃论。其弟敬美又云,更百千年李何尚有废兴,徐高必无绝晌,其知言哉!”据是,可知渔洋于诗自是宗主唐音的正统派,不过他是这些正统派中间的修正者而已。
怎样修正呢?我在以前论严羽的诗论时已曾说过:渔洋之与七子,其论诗主张虽多出于沧浪,然而七子所得是第一义之悟,而渔洋所得是透彻之悟;七子所宗是沈着痛快之神,而渔洋所宗是优游不迫之神。有这一些的不同,所以渔洋可以出于前后七子,而不囿于七子。
论到此,不得不一引旧作《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神气说》一文。(《小说月报》十九卷一号)在此文中我把神与韵两字分说,以为沧浪论诗拈出神字,而渔洋更拈出韵字。只拈神字,故论诗以李杜为宗;更拈韵字,故论诗落王孟家数。因此说:“沧浪只论一个神字,所以是空廓的境界,渔洋连带说个韵字,则超尘绝俗之韵致,虽犹是虚无飘渺的境界,而其中有个性寓焉。假使埋没个性徒事摹拟,则继武诗佛者固将与学步诗圣诗仙者同其结果。”此就旧有的术语,把神与韵两字分开说,似与向来论神韵者不同,也许可能有人以为未必合渔洋本意。实则渔洋所神韵,单言之也只一“韵”字而已。《师友诗传续》录中说“格谓品格,韵谓风神”。谓风神可,谓韵致可,谓神韵也可;单言之,只称为“韵”,也何尝不可。所以以神与韵两字分说,不过取其比较容易看出前后七子与渔洋所论有些不同而已。这些不同,正是所谓第一义之悟与透彻之悟,沈着痛快之神与优游不迫之神的分别。
再有,此文以神韵之匀为寓有个性的意义,启随园性灵之说,这也与向来言神韵者不同,易启人家的误会。实则渔洋之所以由格调而变为神韵,与此也有关系。我以为渔洋神韵之说,有先天后天二义。由先天言,前一文中也已说过:
王氏《蚕尾文》中有云:“诗以言志,古之作者,如陶靖节、谢康乐、王右丞、杜工部、韦苏州之属,其诗具在,尝试以平生出处考之,莫不各肖其为人。”其《分甘余话》中亦极赏刘节之诗“不如求真至,辛澹皆可味”之句。所以王氏神韵之说,在食人间烟火食者,虽觉得他如仙人五城十二楼缥渺俱在天际,而在王氏自己,则正非学步得来,所以能肖其为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神气说》)
这样说,格调之说,启人模拟,而神韵之说,却令人无从效颦。所以《渔洋诗话》对于云门禅师之话:“汝等不记己语,反记吾语,异日稗贩我耶”,谓得诗家三昧。因此,可知渔洋神韵之说不能谓与个性无关,不过所表现不是个性,而是个性所表现的风神态度而已。我们再看张九徵《与王陵亭书》中称颂渔洋诗之语。他说:
窃怪诸名士序言,犹举历下、郎琊、公安、竟陵为重。夫历下诸公分代立疆,矜格矜调,皆后天事也。明公御风以行,飞腾缥缈,身在五城十二楼,犹复与人间较高深乎?譬之绛、灌、随、陆,非不各足英分,对留侯则成伧父;嵇锻阮酒,非不骨带烟霞,对苏门先生则成笨伯;留仙之裾,霓裳之舞,非不绝代,对洛神之惊鸿游龙,则掩面而泣;屋漏之痕,古钗之脚,非不名世,对右军之鸾翔凤翥,则卧被不敢与争;然则明公之独绝者先天也。弟知其然而不能言其然。杜陵云:“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此十四字足以序大集矣。(周亮工《尺牍新钞》四)
这一节话正说到渔洋诗神韵独绝之处。“自是君身有仙骨”,所以学步不得。才是别才,趣是别趣,所以粘着不得。“蓝田日暖,良玉生烟”,烟固非玉而不能离玉。沧浪所谓别才别趣,正应在这些上注意,才能悟出一个“韵”字。这样讲韵,易言之,即是这样讲神韵,当然不必分别唐、宋,矜格矜调,逐逐于诗之后天的事。这是由先天方面阐说神韵之义,所以可以成为格调说的修正。
由后天言,所谓神韵,又是所谓神韵天然不可凑拍之意。工力到此,不矜才,不使气,无剩义,无废语,如初写《黄庭》,恰到好处。蓝田生玉,自有烟雾,方其未成为良玉的时候,便不会有烟雾。因此,神韵还在于工夫。工夫到家,自然有韵。一样走台步,台步好似格调,人人得而摹仿,然而走得从容不迫,安详有致,那便关工夫,那便是神韵。此义,在前一文中也曾说过:
《居易录》云:“陈后山云:‘韩文黄诗有意故有工,若左、杜则无工矣,然学左、杜先由韩、黄’,此语可为解人道”。又《香祖笔记》云:“《朱少章诗话》云:‘黄鲁直独有昆体工夫而造老杜浑成之地,禅家所谓更高一着也’,此语入微,可与知者道,难为俗人言”。前一节是谓神韵的境界虽重在无意自得,然须从有意中来;后一节是谓从人工的雕琢中亦可到浑成自然的境界。(《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神气说》)
这样说,也是格调可以摹仿,而神韵无从效颦的地方。诗欲合格易,欲有韵则难;欲动人易,而令人玩味则难。所以“神韵得,而风格、才调、法律三者悉举诸此矣”。
由此二义以言,所以渔洋虽宗唐音,而不会与前后七子一样,徒成肤廓之音。从这方面说,可以说是渔洋早年标举神韵的意旨。
在前一节,说明了渔洋早年标举神韵的意旨;在这一节,又企图着说明渔洋晚年标举神韵之旨。渔洋诗风之变,不仅在俞兆晟《渔洋诗话序》中说过,即渔洋门人张云章所撰《蚕尾诗集序》也说明此意。他说:
云章尝见向之为诗者,人尽曰我师盛唐,而规摹声响,汩丧性灵已甚。自有先生之诗,唐人之真面目乃出,而又上推汉、魏,下究极于宋、元、明以博其旨趣,而发其固蔽。以迄于今,海内才人辈出,则又往往自放于矩矱,以张皇谲诡为工,滔滔而莫之反。先生近年遂多为淡泊之音,以禁其嚣嚣无益者。
可知渔洋早年之为唐,原不十分偏向淡泊之音,虽则性分所近,原与王孟为合,但至少可看出与晚年所主有些不同。渔洋于《鬲津草堂诗集序》中也曾说及此种思想转变之故。他说:“三十年前予初出交当世名辈,见称诗者无一人不为乐府,乐府必汉铙歌,非是者弗屑也;无一人不为古选,古选必《十九首》公宴,非是者弗屑也。予窃惑之,是何能为汉魏者之多也,在六朝而唐宋,千有余岁,以诗名其家者甚众,岂其才尽不今若耶?是必不然。故尝著论以为唐有诗,不必建安、黄初也;元和以后有诗,不必神龙、开元也,北宋有诗,不必李、杜、高、岑也。”(《蚕尾集》七)这是他从格律而转变到才调的主张。然而时风众势,原自捉摸不定,扶得东来西又倒,所以他再说此种主张所生的影响:“二十年来海内贤知之流,矫枉过正,或乃欲祖宋而祧唐,至于汉魏乐府古选之遗音,荡然无复存者。江河日下,滔滔不返,有识者惧焉。”他原不是反对汉、魏、盛唐,他只是为一般规抚汉、魏、盛唐者下一针砭;而一般人不知此意,又以向之规扶汉、魏、盛者规抚两宋,这简直谈不到透彻之悟,即所谓第一义之悟而无之了。这那里是渔洋的意思!袁枚之论渔洋诗云:“清才未合长依傍,雅调如何可诋娸”,所谓清才,所谓雅调,颇能得渔洋诗一部分的真相。渔洋此种论诗主张之转变,也可说是以清才救一般人宗唐之弊,以雅调救一般人学宋之弊。施闰章于《渔洋续诗集序》中也说明此意。他说:“阮亭盖疾夫肤附唐人者了无生气,故间有取于子瞻,而其所为《蜀道》诸诗,非宋调也。诗有仙气者,太白而下,惟子瞻能之,其体制正不相袭。学《五经》《左国》秦汉者,始能为唐宋八家;学三百篇汉魏八代者,始能为三唐,学三唐而能自竖立者,始可以读宋元:未易为拘墟鲜见者道也。”所以渔洋之有取于宋元,不过博其旨趣,至其所作,依旧不违于唐音。昧者不察,望风而靡,又相率提倡宋诗,以为清新。雅调沦亡,如何不使“有识者惧焉”。“新灵浸以佶屈”,即因着力为之,矜才使气,愈变愈怪,亦愈变而愈俗。所以他以为学宋人诗而从其支流余裔,未能追其祖之自出,以悟其以俗为雅以旧为新之妙理,则亦未得为宋诗之哲嗣也。(见金居敬《渔洋续诗集序》引先生言)这是他对于宋诗的态度,所以他的诗不会落于宋格。
不仅如此,他正因恐怕人家落于宋格,所以标举平淡之旨。《鬲津草堂诗集序》中再说:“昔司空表圣作《诗品》凡二十四,有谓冲淡者曰,遇之匪深,即之愈稀;有谓自然者曰,俯拾即是,不取诸邻;有谓清奇者曰,神出古异,淡不可收:是三者。之最上。”以此论诗,当然不会张皇谲诡而滔滔不返,当然更不会雷同挦扯以生吞少剥为能事。后人对于渔洋诗之认识,对于神韵说之认识,全着眼在这一点,而各种误会,却也正从这一点生出。
随园诗云:“清才未合长依傍,雅调如何可诋娸。我奉渔洋如貌执,不相菲薄不相师。”又《仿元遗山论诗》三十八首之一云:“不相菲薄不相师,公道持论我最知,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诗。”上文我们引及袁诗的时候,便说他仅得渔洋诗一部分的真相,即因随园对于渔洋的认识,恐怕也近于耳食,只知其晚年所造的平淡之境,而不曾理会到渔洋诗之全部。林昌彝说得好:“阮亭诗用力最深,诸体多入汉、魏、唐、宋、金、元人之室;七绝情韵深婉,在刘宾客、李庶子之间。其丰神之蕴藉,神味之渊永,不得谓之薄,所病者微多妆饰耳。若谓阮亭诗不喜纵横驰骤者为之薄,阮亭岂不能纵横驰骤乎?简斋之论,阮亭有所不受。”(《射鹰楼诗话》七)阮亭正不欲为宋诗之纵横弛骤,所以“以大音希声药淫哇锢习”,谓为才薄,岂得为当!
论到此,觉得渔洋之主张宋诗,似乎有些矛盾了。汪懋麟与徐乾学的争论,也即为这似乎矛盾的问题。但是假使知道上文所述他对宋诗的态度,那么,他之主张宋诗原不足为奇。渔洋之《跋陈说岩太宰丁丑诗卷》云:“自昔称诗者尚雄浑则鲜风调,擅神韵则乏豪健,二者交讥。”(《蚕尾续文》二十)
神韵也,风调也,二而一,一而二者也。他便想于神韵风之中,内含雄浑豪健之力,于雄浑豪健之中,别具神韵风调之致。这才是他理想的诗境,这才是所谓神韵的标准。清利流为空疏,恐怕又是一般误解神韵,只以半吞半吐为超超元著者流所最易犯的弊病。渔洋所谓神韵,原不是如此。现在可即以渔洋自己所说的话为证。他于《芝廛集序》中说:
芝廛先刻其诗若干卷,既成,自江南寓书命给事君属予为序。予抗尘走俗,且多幽忧之疾,久之,未有以报也。一日,秋雨中,给事自携所作杂画八帧过予。因极论画理,久之,大略以为画家自董、巨以来,谓之南宗,亦如禅教之有南宗云。得其传者,元人四家,而倪黄为之冠。明二百七十年,擅名者唐、沈诸人称具体,而董尚书为之冠,非是则旁门魔外而已。又曰:凡为画者,始贵能入,继贵能出,要以沈着痛快为极致。予难之曰:吾子于元推云林于明推文敏,彼二家者画家所谓逸品也,所云沈着痛快者安在?给事笑曰:否,否,见以为古澹间远,而中实沈着痛快,此非流俗所能知也。
予闻给事之论,嗒然而思,涣然而兴,谓之曰:子之论画也至矣。虽然,非独画也,古今风骚流别之道,固不越此。请因子言而引伸之可乎?唐宋以还,自右丞以逮华原、营邱、洪谷、河阳之流,其诗之陶、谢、沈、宋、射洪、李、杜乎?董、巨,其开元之王、孟、高、岑乎?降而倪、黄四家,以逮近世董尚书,其大历元和乎?非是则旁出,其诗家之有嫡子正宗乎?入之出之,其诗家之舍筏登岸乎?沈着痛快,非惟李、杜、昌黎有之,乃陶、谢、王、孟而下莫不有之,论画也;而通于诗,诗也而几于道矣。子之家先生,方属予论次其诗,请即以此言为之序,不亦可乎?(《蚕尾集》七)
这样,所以渔洋之有取于少陵,乃至有取昌黎子瞻,于其标举王、孟之旨初不冲突。人家以其标举神韵,宗主王孟,便以为神韵说是这般简单,渔洋诗亦这般单调,有大误。陆嘉淑之《序渔洋续诗集》云:“今操觚之家好言少陵者,以先生为原本拾遗;言二谢、王、韦者又以为康乐、宣城、右丞、左司;其欲为昌黎、长庆及有宋诸家者则又以为退之、乐天、坡谷复出;而先生之诗其为先生者自在也。”可知渔洋之诗在当时人原还知道他是多方面的。诗非一家之诗,论亦非一端之论。所谓“神韵得而风格、才调、法律三者悉法诸此矣”,也可作如是观。
最后,才可论到渔洋所谓神韵之说。
翁方纲之论神韵,与王渔洋之全同,然而他说:“神韵彻上彻下,无所不该,其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其谓镜花水月,空中之象,亦皆即此神韵之正旨也,非堕入空寂之谓也。其谓雅人深致,指出訏谟定命,远猷辰告二句以质之,即此神韵之正旨也,非所云理字不必深求之谓也。”(《复初斋文集》八,《神韵论》上)此文即举渔洋论诗之语以说明神韵彻上彻下,无所不该之义,便与一般人所见不同。翁氏之论渔洋之所谓神韵,固未必全合渔洋意思,然而他说:“渔洋变格调曰神韵,其实即格调耳。而不欲复言格调者,渔洋不敢议李、何之失,又惟恐后人以李、何之名归之,是以变而言神韵,则不比讲格调者之流弊矣。”(同上,《格调论》上)这也写一般人对于渔洋神韵说之认识,有些不同。一般人只以三昧兴象云云,为渔洋之所谓神韵,所以不免堕入空寂。翁氏在这主面原较一般人为高,不过翁氏却欲以肌理实之,又不免矫枉过正。
我以为渔洋神韵之说确是有些空寂,不过我们说到神韵之说却不必堕于迷离恍惚之境,而且要看出渔洋所论并非全属空际缥渺之谈。神韵之说,渔洋还说得明白,覃溪却说得模糊。渔洋之讲神韵,并没有写成一篇系统的论文,然而随处触发,都见妙义,只须我们细心钩稽,自可理出系统。覃溪之论神韵,除零星散见者不计外,特地写了三篇《神韵论》。然而归结一句话,“在善学者自领之,本不必讲也”,则反而有些使人模糊了。
神韵之说何以堕入空寂?则因(一)神韵只指出一种诗的境界,本是以前唯心论者玩弄名词的手法。《渔洋诗话》曾述施愚山语,称渔洋诗论“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又如仙人五城十二楼缥渺俱在天际”。而愚山自己之诗论则如“作室者瓴甓水石,须一一就平地筑起”。这个比喻也相当妙。神韵之说,只从一种诗的境界立论,当然与脚踏实地,从平地筑起者不同,那么堕入空寂也不足怪。(二)即就诗的境界立论,如所谓自然也,绮丽也,豪放也,典雅也,似乎还都有由入之途,独所谓神韵也者,真如东坡所谓:“道可致而不可求。”越处女之与勾践论剑术曰:“妾非受于人也,而忽自有之。”忽自有之,则正无由入之途。司马相如之答盛览曰:“赋家之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不可得而传,则思维路绝。云门禅师曰:“汝等不记己语,反记吾语,异日稗贩吾耶?”不用记人家的话,则又言语道断。而这数语偏偏是《渔洋诗话》中所称谓诗家三昧者。论诗到此,如何不堕入空寂。(三)何况建立在这种境界的诗论,如所谓作诗方法也,读诗方法也,又都重在语中无语,重在偶然欲书,重在须其自来,重在笔墨之外,重在不着一字,重在得意忘言,重在不可凑拍,重在兴会风神。这些方法,又都待于悟,都待于领会。逞才则为才蔽,说理则成理障,讲学问则易变砌,稍刻画便流于排比,欲如初写《黄庭》,恰到好处,真是难之又难。这简直是指出一种标准而不是说明一种方法,无从捉摸,亦无从修养,论诗到此,又如何不堕入空寂!
所以空寂不足为渔洋病,不足为神韵说之病。问题乃在如何说明此种建立在诗的境界上面的诗论。
徐夤谓诗是儒中之禅,(见《雅道机要》)诗原不能与禅无关。禅义可以入诗,禅义可以论诗,禅义亦可以喻诗,这在以前讲沧浪诗论的时候,也已经说过。七子之格调说,是以禅喻诗,渔洋之神韵说,是以禅论诗,而有时也可以以禅义入诗。以禅喻诗,则诗是诗,而禅是禅,工夫还在诗上面。以禅论诗,则禅通诗,而诗通禅,工夫乃在悟上面。至以禅义入诗,则诗即禅,而禅即诗,神韵天然,不可凑拍,却没有可以加以工夫的余地。工夫在诗上面者,所以成为格调说,因为求之于绳墨之中;工夫不在诗上面者,所以成为神韵说,因为须求之于蹊径之外;格调与神韵之分别乃如此。
因此,我们分别渔洋之神韵说,须知其有以禅义言诗者。如云:
严沧浪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而五言尤为近之。如王、裴《辋川绝句》、字字入禅。他如“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以及太白“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常建“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浩然“樵子暗相失,草虫寒不闻”,刘昚虚“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通其解者,可语上乘。(《蚕尾续文》二,《昼溪西堂诗序》)
唐人如王摩诘、孟浩然、刘昚虚、常建、王昌龄诸人之诗,皆可语禅。(《居易录》二十)
类此之例,不能备举。本来渔洋幼年学诗,即从王、孟、常建、王昌龄、刘昚虚、韦应物、柳宗元数家入手,结习难忘,原不足怪。此种诗所以可以语禅者,即因唯心论者神经质地疑神疑鬼,似乎觉其语中无语,觉其在笔墨之外而不知这些语句之妙,正在即景生情,善写眼前景色。《居易录》引《林间录》载洞山语云:“语中有语,名为死句,语中无语,名为活句。”自谓此即选《唐贤三昧集》之旨。《香祖笔记》又引王楙《野客丛书》所称“《史记》如郭忠如画,天外数峰,略有笔墨,然而使人见而心服者,在笔墨之外也”(卷六),以为此语得诗文三昧,即司空表圣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意。根据此种见解,所以渔洋论诗,重逸品而不重神品。
神品还可于绳墨中求之,只须能化,便是入神。逸品则只能求之于蹊径之外,稗贩旧语,根本不成。这也是渔洋诗论所以觉得空寂的原因。其实,神品是纯艺术论者的讲法,逸品是唯心论者的讲法。渔洋论诗正因兼此二者,而更偏重在唯心的方面,所以会使人不可捉摸。我们只须看王船山的论诗,一样讲情景融洽,一样讲咫尺有万里之势,也很有些近于神韵之说,但是何曾象渔洋这般讲得迷离恍惚。这即因王船山的思想有唯物论的观点,而王渔洋的论调全是唯心论的话语。所以一个讲得中肯,而一个则越讲越糊涂。
现在,我们姑且仍用王渔洋的话来说明他的神韵说。
渔洋论诗既重在逸品,那么如何做到这逸品呢?他认为:此中有性分焉,有兴会焉,又是使人无可着力之处。刘公<甬戈>《与渔洋书》称,尝与同人言:读同时他人作,自觉去之愈远,正如仙人啸树,其异在神骨之间;又如天女微妙,偶然动步,皆中音舞之节:当使千古后谓我为知言。这正是就性分说的。《池北偶谈》中引宋时吴中孚绝句:“白发伤春又一年,闲将心事卜金钱。梨花落尽东风软,商略平生到杜鹃。”(卷十七)谓此诗竟使当时能成诵九经注疏的糜先生无从效颦。这即所谓“诗有别才非关学”之说。
有了性分,还须伫兴。《渔洋诗话》中引萧子显:“有来斯应,每不能已,须其自来,不以力构”,及王士源序孟浩然诗“每有制作伫兴而就”诸语,以为“生平服膺此言,故未尝为人强作,亦不耐为和韵诗也”。不强作,不和韵,在随园说来,是求诗之真;在渔洋说来,便是伫诗之兴。所以他以为兴来便作,意尽便止,而当兴会神到之时,雪与芭蕉不妨合绘,地名之寥远不相属者,亦不妨连缀,所谓“古人诗只取兴会超妙,不拟后人章句但作记里鼓也”。(《渔洋诗话》上)这即所谓“诗有别趣非关理”之说。而所谓别才别趣,都是无可致力的。
这些都是与性灵相近而终究不近的地方。我在旧作《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神气说》一文中说过:“若于此种消息参得透彻,则知袁枚性灵之说,盖亦即从渔洋神韵说一转变而来者。”实则岂但如此。性灵之说,袁中郎诸人早已说过,而中郎论诗亦颇杂禅义,那么简直可说神韵之说,原是从性灵说转变得来的。假使说七子之诗论为正,则公安之诗论为反,而渔洋之诗论为合。因此,知覃溪谓神韵为格律说之转变,犹不过得其一端。“神韵得,而风格、才调、法律三者悉举诸此矣”,也可作如是观。
这些富有禅义的诗,在作的方面,性分兴会,既都难力构,于是在诗的方面,亦尚领会,而不宜执着。他说:“古人诗画只取兴会神到,若刻舟缘木求之,失其指矣。”(《池北偶谈》十八,《王右丞诗》条)作诗之法,须其自来,读诗之法,又重神会。这是他所以赞同沧浪“空中之音,相中之色”以及“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诸语的理由。然而这样说,不使读者仍有空寂之感吗?那真没法。我们要用王渔洋的话语来说明这些问题确是比较困难的。无已,我们只能再说明为什么必须这样说得不着边际的理由。我们知道他所以说盛唐人诗往往入禅,即因可以一言契道的关系。可以一言契道,然而所说的却不是道。所说的虽不是道,而可以一言契道,所以为无迹可求,所以如镜中之象、水中之月,可以领会而不可执着。这是所谓语中无语,这是所谓在笔墨之外。要是不然,如寒山诗之“泯时万象无痕迹,舒处周流遍天下”,所能说出的是什么?如邵康节诗之“诗扬心造化,笔发性园林”,所能扬所能发的又是什么?他们果能把造化天机具体地表现出来吗?康节虽说:“天且不言人代之”,实则他何尝代来!在康节,或者确有他自得之处,但是他何曾举以示人。他只是嚷嚷而已,造化天机,几曾在他的笔端露出!因为这是所谓“语中有语,名为死句”。唐人诗之可以语禅者,正不如此。诗人所言本不曾拖泥带水,杂以禅义,不过于情景融洽之中,妙造自然,读者却不妨因此一言契道。这正是优游不迫一类诗之入神的境界,何尝特特注意在空寂。作者有意求之,“学我者死”,斯成笨伯;读者有意求之,疑神疑鬼,遂见空寂。这样说,非空寂不足以说明神韵,空寂又何足为渔洋病。
以上是就其以禅义言诗一点而言。我们须知渔洋之神韵说更有以禅理论诗者。以禅理论诗,只以诗禅有相通之处,诗句却不必入禅,不必带禅义。固然说话不能这般仔细,这般呆板;以禅义言诗与以禅理论诗,也不能有多大分别。不过照这样分别以后比较便于说明。渔洋所说,如:
舍筏登岸,禅家以为悟境,诗家以为化境,诗禅一致,等无差别。大复《与空同书》引此,正自言其所得耳。顾东桥以为英雄欺人,误矣。岂东桥未能到此境地,故疑之耶?(《香祖笔记》八)
这便是以禅理论诗的地方。禅家行脚名山,遍访大师,求善智识,也是从工夫上来;一旦顿悟,得到自己应付生死的智慧,便是舍筏登岸,而工夫便成为陈迹。悟境化境原无二致,所以可以相提并论。到此地步,无工可言,无法可言,浑成天然,色相俱全,才是渔洋理想的诗境。何大复告空同以舍筏登岸,而李空同亦病昌穀诗之蹊径未化,是七子于诗原重在化,与渔洋论诗并无分别。然而后人对这问题都觉得七子之诗未到化境,却不用不化来讥议渔洋,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则以(一)七子所宗是沧浪所谓第一义之悟。由第一义之悟言,所以李空同有宗汉、魏、盛唐之说,所以李沧溟有唐无五言古之说,他们先悬了高格以论诗,于是知其正而不知其变,取径既狭,如何能化!王渔洋便不是如此,兼取宋元以博其趣,“波澜愈阔,格律愈精,变化愈极其致”,(见陆嘉淑《渔洋续诗集序》)所以不蹈七子覆辙。(二)渔洋所宗,是沧浪所谓透彻之悟。由透彻之悟言,故以色相俱空,无迹可求者为极致,而诗格遂近于王孟。他知道神品难到,逸品易至,能使逸品入妙,自然也入神境。这便是所谓化。翁方纲谓“少陵供奉之诗,纵横出没不主故常;彼空同者,未能知其故也,然亦未尝不自以为纵横出没,不主故常也。”(《复初斋文集》八,《徐昌穀诗论》一)彼李何,李王这所以自以为化而终不能化者在是。看到此,知道昌穀之所以较为成功,知道渔洋之所以更为成功。
这又是神韵说与格调相近而终究不近的地方。
格调之说,是怎样起的呢?起于《沧浪诗话》之所谓气象。翁方纲之《格调论》上谓:“夫诗岂有不具格调者哉!《记》曰:‘变成方谓之音’,方者音之应节也,其节即格调也。又曰‘声成文谓之音’,文者音之成章也,其章即格调也,是故噍杀啴缓直廉和柔之别由此出焉。是则格调云者非一家所能概,非一时一代所能专也。”此话极是。可是明人所谓格调其意义并不如此。翁氏再说:“唐人之诗未有执汉、魏、六朝之诗以目为格调者,独至明李何辈乃泥执《文选》体以为汉魏六朝之格调也,泥执盛唐诸家以为唐格调焉。于是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格调之是泥,于是上下古今只有一格调,而无递变递承之格调矣”。(《复初斋文集》八)这即是明人泥于格调之失,也可谓误解格调之失。盖明人所谓格调,是合沧浪所谓第一义之悟与气象之说体会得来。重在第一义,所以只宗汉、魏、盛唐;重在气象,所以又于汉魏盛唐中看出他的格调。这是格调之说之所自起。
格调之说重在气象,而神韵之说,更是建筑在气象上的。二者都是给人以朦胧的印象。于是翁方纲便以为“渔洋变格调曰神韵,其实即格调耳”,此则似是而非,不能不说其辨析之未细了。实则格调说所给人以朦胧的印象的是风格,神韵说所给人以朦胧的印象的是意境。读古人诗而得朦胧的印象这是格调;对景触情而得朦胧的印象,这是神韵。悬一风格而奔赴之,所以成为摹拟;悬一意境而奔赴之,则只有能到与否的问题,不会有能似与否的问题。这也是第一义之悟与透彻之悟的分别。
论到此,我觉得翁方纲之论徐昌穀诗,颇足以说明其关系。他说:“夫李虽与徐同师古调,而李之魄力豪迈,恃其拔山扛鼎辟易万夫之气,欲举一世之雄才而掩蔽之;为徐子者乃偶拈一格具体古人,以少胜多,以静摄动,藉使同居蹈袭之名,而气体之超逸据其上矣。”(《徐昌穀诗论》一)这是徐昌穀所以胜李空同的地方。他再说:“迪功诗七古不如五古,七律不如五律,七古七律又不如七绝,盖能用短不能用长也。夫势短字少则可以自掩其凿痕,故蹈袭者弗病也,篇长则将何展接乎?是以凡能用短不能用长者,皆执一而废百者也。然而陶韦之短篇则真短篇也,岂其袭之云乎?由所病在袭,则短亦袭也。”(《徐昌穀诗论》二)这又是说同一蹈袭,也是昌穀较空同高明的地方。同一摹拟,而拈一格者胜,用短者胜,这是渔洋所以用清角之音易黄钟大吕之音的缘故。说神韵为格调,原不能谓为大错误,不过其间有个分别。我们以前说沧浪诗论是以神韵说的骨干而加上了一件格调说的外衣,那么,可以说渔洋诗论即使有同于格调的地方,也是以格调说的骨干加上了一件神韵说的外衣。这是渔洋较七子聪明的地方。
何况渔洋诗还不出于模拟。不出于模拟,而用荆浩论山水所谓:“远人无目,远水无波,远山无皴”的方法,给人以朦胧的印象,当然觉其味在酸咸之外,而与仅主格调者有别了。
何况渔洋诗还不尽在于朦胧。朦胧,有时可以以短取胜,即所谓如郭忠恕画天外数峰,略有笔墨,意在笔墨之外者。这好似漫画,寥寥数笔,神态毕现,然而此中也有学问,也见本领。正如马方纲所谓:“陶韦这短篇则真短篇也。”同样的性情,同样的用短,同样的欲以朦胧见长,然而学问根柢既有差别,工力等第又有区分,所以后人之追迹渔洋者,不免有枯寂之感了。
这是所谓以禅理论诗。
兼此二义而渔洋神韵之说始全;兼此二义而渔洋前后提倡神韵之旨亦显。
老杜《樱桃诗》云:"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筠笼。数回细写愁仍破,万颗匀圆讶许同。"此诗如禅家所谓信手拈来,头头是道者。直书目前所见,平易委曲,得人心所同然,但他人艰难,不能发耳。至于"忆昨赐沾门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宫。金盘玉箸无消息,此日尝新任转蓬。"其感兴皆出于自然,故终篇遒丽。韩退之有《赐樱桃诗》云:"汉家旧种明光殿,炎帝还书《本草经》。岂似满朝承雨露,共看转赐出青冥。香随翠笼擎偏重,色照银盘写未停。食罢自知无补报,空然惭汗仰皇扃。"盖学老杜前诗,然搜求事迹,排比对偶,其言出于勉强,所以相去甚远。若非老杜在前,人亦安敢轻议?(《说郛》本、《丛话》前二十三、《总龟》后二十七、《竹庄》六)
《竹庄》"丽"作"健",又《竹庄》吟至此。
《诗林》、《全唐诗》十二"转"作"传"。
《昌黎集》"偏重"作"初到"。
《昌黎集》"照"作"映"。
《诗林》"写"作"泻"。
《昌黎集》"补"作"所"。
二、橄榄诗